过去二十年来的改革进程，充分地证明了利益相互递增对于推进改革的重要作用。
二是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，贪污腐败、黑社会、官商勾结等等利益集团，因为既得利益而强烈阻碍改革，同时也害怕改革暴露出他们更多的黑暗行为。一直被学者们赞扬的中国渐进式改革，取得了空前的成就，经济连续以9.6%的速度在高速增长。
不仅要问一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阅读中国经济学者的著作，从茅于轼、时寒冰、杨小凯、陈志武到张维迎、许小年、韦森，无一例外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必然要伴随着法制和民主的改革，二者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不可缺一的条件。苏联的激进式改革同样也遗留下了很多民族和社会问题，渐进式改革同样也要面对很多社会问题。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法制出了什么问题，或者法制不是最好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。于是乎，被举报的官员们联名上书要求高院判处吴英死刑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，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无不重视法律的制定，因为法律社会稳定和谐，想一世至万世而为君，但结果却没有一个朝代实现。
三是因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，各种拼爹、炫富贫富差距拉大等暴露出来的问题，打击了改革者的动力，引起了不理解改革的百姓的反对。但是，她也有特殊的地方——在法庭上举报了十几个因为融资行为而贪污受贿的官员。除了惩罚和打击犯罪，还有更重要的功能，或者是同等重要的功能，那就是保护无辜和维护人权。
冤案为什么平反难？因为在口供定案的审判方式中，没有的事实变成了有口供，唯一的方式只有刑讯，屈打成招。这次两会修订了《刑诉法》，我们下一步要深入推进司法改革，改革我们的司法制度和互相独立制约，加强合议庭第一线的权力，减少行政化司法的现象。因为后果影响面太大了。2005年，河北曝出一个惊天冤案。
最高法院这样的认识，实际上并不是现在才有的。因此，刑事法官不好当。
出现一个硬证据，你再掩盖也掩盖不了。为一个被告要损害这样一大片机关和有权人士的声誉，一般干脆不提起复查。只是其他的冤案，没有死人复活、真凶出来这样的铁证，根本不可能让错案如此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为什么这类案件，都要到真正的凶手抓获、死者出现，才能够平反昭雪？甚至到了聂树斌案这样的铁证都出现了，仍然 7年无法平反？假如没有这些如山的证据出现，这些冤案能否被复查平反？能否被发现？ 刑事案件其实还是法院审判质量最好的一个领域。
这两人究竟谁是真正的凶手？这一问题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，河北省政法委牵头成立了由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等组成的调查组对这起案件进行详细调查。保护这样的人，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？实际上，姑息刑讯逼供，重视口供定案，搞疑罪从轻甚至疑罪从有，在我国几十年的法院刑事审判中，长期存在。最高法院万副院长为佘祥林案曾对记者说：错案是无法避免的，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。因此，平反一个冤案，涉及的机关不下十个，涉及的有司法权的实权人士，不下几十个。
赵作海案、杜培武案等冤案的发现，莫不如此。在押犯罪嫌疑人王书金交代，他11年前曾强奸杀人。
这个案件如果是政法委讨论过同意过的，他们也有责任。根本不可以有刑事证据这样的确定性，不可能有死人回家这样的没有歧义的铁证。
因为这个审判马虎不得。司法体制不改革，我们的纠错机制不可能真正有效运转，群众的不满、上访，就不可能减少。因为谁说你的理解观点就是对的？凭什么法院一定要接受你的观点？有的全国权威的民法专家论证过的案件，年轻的法官偏就要判他输。它的好多证据都是物证，像血液，像指纹，像尸体，像凶器，很难伪造，也很难任意解释。进入专题：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冤案平反 司法冤案 。再到二审，法院、检察院都有同样一群人有责任。
然而警方调查时却发现这起案件早已结案，强奸杀人的罪犯聂树斌10年前已被执行死刑。刑事案件这样，民事、商事、行政案件的错案也有类似问题，因为这类案件的证据，大多数都可以有多种理解，法官解释起来得心应手。
于是全国媒体大哗，一时成了典型冤案。第三，如果出现疑罪，或者疑罪比较多的情况下，事实有很多疑问的情况下，我们到底是从民意还是从事实？不管将来有关观念的改变或者更新发生到什么程度，审判机关必须要严守，无论是死刑案件还是其他案件，审判机关作为一个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必须严把事实关，确保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。
正因为如此，法院对刑事案件都是高度重视的。只是那一次，大声说出来了。
而这些人的行为，是职务行为，一旦盖了大印，就不是某一个人的事，而是这个机关的事。这就是围绕冤案的一种博弈，往往以在押人的失败告终。第二，要用司法的手段来保护人权、保护无辜，那么就要有一个选择，出现疑罪的时候是疑罪从无，还是疑罪从轻。办案的人、审批的人、参加的人、签字的人，都要一起担责任。
司法的人民性和公正性就无法保障。很多条款的修订，都同人权进一步保障相关。
现在，离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已经18年，离王书金自供杀人聂错杀冤案曝光也已经7年。但高级法院这样认识，为什么县法院和中级法院仍要判他15年？除了死者家属大闹法院、公安的压力外，有罪推定、刑讯逼供、口供定案都是主要原因。
到了检察院，他有审查和监督的责任，他没有把好关诉过去了，他也有责任，而且不是一个人责任，公诉人、批捕处长、起诉处长、检察长也有责任。甚至还得意地说：专家有什么了不起？他的论证我看也不会看，我照样把它当废纸。
让媒体这样穷追猛打，让专家这样评头品足。到了法院，主审人有责任、合议庭有责任、庭长有责任、审判委员有责任、院长有责任近些年来，全国各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相继出台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地方性法规。不少学者认为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法律规范是对契约自由的例外规定，是通过规范消费者的权利、经营者的义务，达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。
在笔者看来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出现，并不意味着是对契约自由基本原则的颠覆，相反地，是对契约自由基本原则的充实和完善。所以，如果不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理论基础，那么，在制定具体法律规范的时候，很容易忽左忽右，在强调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同时，忘记了经营者的基本权利。
如果消费者权益保护行政机关不作为或者不及时作为，导致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，那么，行政机关应当承担法律责任。假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关注买卖的环节，而没有考虑到其他法律关系，那么，在处理消费者法律纠纷的时候，很容易顾此失彼。
如果立法者只关注消费者买卖阶段的法律关系，而没有看到消费法律关系的复杂性或者综合性，那么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无法从根本上保护消费者的利益。如果抛弃了契约自由的基本观念，一味地强调消费者的权利，那么，很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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